有一本书叫《沉默的大多数》，写的是沉默的中国人，可是中国人真的沉默吗？到处都充斥着嘈杂声，谈论这个不公，那个不平，似乎自己充满了正义。但是，当媒体曝光出一件件惨绝人寰的消息时，我惊呆了，高谈阔论的正义之士都去哪儿了？
看看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吧：“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，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”；“五龄童失足落入冰冷臭水塘，围观者上百无人施救”；还有“男子天桥上欲轻生，围观者催其快跳不要浪费时间”这样的报道。甚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故事，一个女司机在被歹徒胁迫时，全车乘客竟无一人伸出援手，甚至还有人起哄，最终惨遭强暴。伤心欲绝的她痛恨这群懦弱的“观众”，于是将车冲向了悬崖。这一幕不正是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中国人的看客心理，然而几十年过去，今天看客依旧尤存，而且似乎更多，更麻木不仁。
事实上，在公共场合尽量保持沉默，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终身奉行的赖以明哲保身的潜规则之一。翻开历史，中国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屠杀，比如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和平时期的株连九族之类的暴政，对于中国人民就造成了长期的选择压力。那些勇敢的人、正直的人、富于正义感的人往往容易遭到杀身之祸。而那些唯唯诺诺的懦夫、奴才和顺民则可以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压环境，在这种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生存和繁衍下来。经过几千年的基因筛选，现在的 中国人几乎都变成了懦夫、奴才和顺民的后代。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，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。
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其实就是生存文化。比如，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，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“枪打出头鸟”，“好死不如赖活”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，就是中国生存文化的真实见证。放眼看去，今日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？不缺高耸入云的广轩楼；不缺异花珍草的锦绣园；不缺笙歌曼舞的酒肉林；不缺昏昏噩噩的官僚群；不缺阿谀逢迎的陈词烂调……甚至就连大熊猫也还能保护下来一些，但是，我们这个社会的良知，却成了最希缺的资源，缺乏“文明、公平、正义”的社会道德土壤已经变成一片荒漠了。
但是沉默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，因为好人每一次的退让，都是在降低恶人做恶的成本；每一次的沉默，都是在扩大谎言的范畴；每一次的冷漠，都是在增加行恶的机会；每一次的默许，都是在助长暴力的发生；每一次的回避，都是在创造苦难的轮回；每一次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都是在纵容更大的伤害。
恶有多大，沉默就有多可怕。这一切像美国一个纪念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碑上写的那样：“当初他们（纳粹）杀某党党员时，我没有作声，因为我不是党员；后来他们杀犹太人，我没有作声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，我仍然保持沉默，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；最后，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，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……”
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：“有什么样的人民，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。”假如政府做错事，你严厉批评政府，那是希望它改善，这就是建设性。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道路，你却还是说，走得好走得好。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。
或许，我们都应该向李敖之女李文学习公民意识，她定居大陆后，当信用卡不能刷，她宁愿花上几百块电话费也要了解真相；被狼狗骚扰，她要投诉；邻居的公鸡打鸣，她严词抗议；业主在小区里内衣外晾、在草坪上种菜等行为，她也予以交涉……有人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但李文并不觉得这是小事，她事事较真的原因极其简单：“编织人们共同价值观念的经纬，建设一个让国民享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社会，不知道要比造大马路、大立交桥、大广场艰难多少倍。”也许这就是我们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的理由。因为，只有正义不沉默时，邪恶才能销声匿迹。
康德说：“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，只服从法律，那么，他就是自由的。”记住：永远不要带着脚镣，过奴隶的生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