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是真理都是简单的,简单的东西是实用的
发布日期:2015-08-31浏览:1323
老子的学问博大精深,概括起来一个字“道”;孔子的学问博大精深,概括起来一个字“仁”,所谓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;《孙子兵法》讲“大战略”,只用五个字: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,其中“将”又概括为五个字: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
凡是真理都是简单的,简单的东西是实用的,实用的东西是深刻的。
这方面邓小平是典型。中国共产党自立国以来,用于分析世界形势的指导思想先后经过三个阶段:第一,五六十年代是“两大阵营”;第二,随着中苏分裂,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,七十年代过渡到“三个世界”;第三,八十年代,邓小平提出“东西南北论”,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考虑与经济考虑适当分开。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和平反战为主题,南边和北边的关系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上,“南北关系”相当于“三个世界”,“东西南北论”超越了原来的“两大阵营”和“三个世界”。这样,就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搞活了,中国在经济上虽属不发达国家,在政治军事上,却有相当优势,中国既需要团结第三世界,又超出第三世界范围,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邓小平警醒党内同志,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,当了绝无好处:第一,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够,当不起这个头。把十亿人口的中国搞好,本身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很大贡献。第二,一当上头,就会失去很多主动,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同发达国家打交道,无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,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。考虑国与国的关系,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,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。邓小平在交代退休事宜时,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说,冷静观察,稳住阵脚,沉着应付,后来在传达时,再加了一句话:韬光养晦,合起来被称作当时国际形势的“十六字方针”。邓小平看问题,一下子就能抓到问题的核心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,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键时刻,邓小平说,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,他还强调说,发展是硬道理。
有这样一个笑话,有两个人由争论到争吵到争斗,大打出手,头破血流,闹到了县太爷这边。县太爷问:“什么事情值得你们这样大动干戈?”甲说:“明明三七二十一,他非要说三七二十二,”乙说:“本来就是三七二十二,他非要说三七二十一。”县太爷听完,把三七二十二放了,把三七二十一痛打了几十大板。打完后,县太爷问甲:“服不服?”甲不敢说不服,只是喊冤枉。县太爷说:“不服,再打!”甲说:“老爷,别打了,请你告诉我,为什么要打我?”县太爷说:“你拎不清,你跟三七二十二的人还要去讲道理,该不该打?”这时,三七二十一才恍然大悟:三七二十二的人不可调教,不必去花口水,那是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古人讲得好:“得理让人”,“有理让三分”,“不一般见识”。
有一次在海外的一个论坛上,有人递了一张条子给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:我想听听你对同性恋是怎么看待的?星云大师回答说,我讲个故事吧,有一大群人要过河,只有一个很小的船,大家把船拉上了岸,等一部分人上了船,把船推到水中,其它很多人在岸上等待。这个时候,有一个秀才问和尚:你发现没有,刚才船拉上岸来的时候,压死了很多蚂蚁和鱼虾,你说这是谁的过错?和尚看看他,回答说,这既不是船夫的错,也不是渡船人的错,这是你的错。秀才很奇怪地问道,这怎么轮得上是我的错呢?和尚回答说:你多管闲事。这个故事同样可以让我们悟出很多的道理。
如果有人问你:“你为什么要生气?” 你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:“他太不像话了!” “他太不像话了,你为什么要生气?” 是的,我们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再去处理事情,我们往往太冲动,一触即发。所以说,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把别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,是最大的不智,成人之间的阴影很难消除,僵局的化解缺少机缘。要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,不说过头的话,不做过头的事,不要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,不要平白无辜地给自己增添麻烦。总而言之,要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从原因上去解决问题。
老爸回家带了块鸡蛋糕,分给两个儿子。结果是,大儿子看着小儿子手里的蛋糕,小儿子看着大儿子手里的蛋糕,总觉得老爸有偏心。后来老爸想了一个办法,对两个儿子说,现在是市场经济了,蛋糕你们自己切,我们规定一条游戏规则:切蛋糕的人后挑,不切蛋糕的人先挑。切蛋糕的想,我后挑,那我得往中间切,一丝不苟。不切蛋糕的想,随你怎么切,切偏了我挑大的,切在中间我也不吃亏。这下好了,都说老爸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透明, WTO的原则。过去,公家单位分房子、评职称、加工资,都是领导说了算,好人领导做了,恶人领导也做了,最后总是摆不平。相对于需求,资源总是短缺的;相对于组织成员的需求,组织资源总是有限的。
我在上课时,在大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,我会问学员,今天谁过生日,或者这个月谁过生日?我会给举手的同学,送生日礼物。然后我会告诉大家,这么多的朋友,只有一位或几位收到了我的礼品,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,但大家有没有不公平的感觉?丝毫没有!这又是为什么呢?问题不在于结果是否公平,而在于游戏规则是否公平。
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艘船搁浅在孤岛上,与外界失去了联系,船上的人集体做出一个决议:粮食要省着吃,这样就天天做稀饭吃。后来发现炊事员以权谋私,悄悄地把自己的粥分得比较稠,于是,大家把他撤换了,推举了一位大家信得过的人来分粥,过了没几天,发现不对,这个人终于饿得挺不住,也悄悄地把自己的粥分得比较稠。于是,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,决定一个人分粥,一个人监督他分粥,这下好了,但过了没几天,他们两个勾结起来了。于是,大家只好再想办法,决定成立一个分粥委员会,再成立一个分粥监督委员会,但这样好像也不可行。其实,与上面切蛋糕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只要分粥的最后一个拿,就完全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。
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提出“复盘”的概念,意思是围棋下完后,把棋子重新摆一遍,看看哪些是妙棋,哪些是败棋?因而,柳传志用极为个性化的语言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,例如, “不赚钱的事不能做;有钱赚、没能力做的事不能做;有钱赚、有能力做、没有合适的人不能做”,关键是人。
2006年9月5日,孙宏斌在香港与路劲基建(1098hk)签订协议,向后者出让顺驰中国控股有限公司55%的股权,作价人民币12.8亿元。 2007年 1月26日,路劲基建继续收购顺驰中国其余股权,收购完成后,路劲及其合作伙伴总持股比例达94.7%,孙宏斌则仅保留约5.3%。路劲为此再付给孙宏斌人民币十余亿元。直接原因是银行贷款放缓,销售回款不足,而政府又严厉催收拖欠的土地出让金,给顺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香港路劲基建单伟豹担任顺驰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后说:顺驰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,而是管理和用人!关键还是人的问题。
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,从原因上解决问题,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,就是对事物全体的、本质的、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认识,抽象性是其重要特征。经验思维往往可以自发的,包括下意识地调节实践活动,但是这种调节是肤浅的。教条主义的思维更加肤浅,它往往是不切实际的照抄照搬,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更是一种自觉性的思维方式。
纽约的一条街上有三家手艺都不错的裁缝,其中,一个在他的裁缝店门口挂了一个招牌,上面写着:“纽约城里最好的裁缝。”另一个裁缝见状,也挂出了一块招牌,上面写的是:“全国最好的裁缝”。第三家裁缝店也不甘落后,照样挂出了一块招牌,上面不是写的:“世界上最好的裁缝”,而是,“本街最好的裁缝”。本街最好,当然是这三家中最好的了,一下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,可以说是“四两拨千斤”。
凡是真理都是简单的,简单的东西是实用的,实用的东西是深刻的。
这方面邓小平是典型。中国共产党自立国以来,用于分析世界形势的指导思想先后经过三个阶段:第一,五六十年代是“两大阵营”;第二,随着中苏分裂,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,七十年代过渡到“三个世界”;第三,八十年代,邓小平提出“东西南北论”,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考虑与经济考虑适当分开。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以和平反战为主题,南边和北边的关系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上,“南北关系”相当于“三个世界”,“东西南北论”超越了原来的“两大阵营”和“三个世界”。这样,就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搞活了,中国在经济上虽属不发达国家,在政治军事上,却有相当优势,中国既需要团结第三世界,又超出第三世界范围,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。
邓小平警醒党内同志,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,当了绝无好处:第一,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够,当不起这个头。把十亿人口的中国搞好,本身就是对人类作出了很大贡献。第二,一当上头,就会失去很多主动,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同发达国家打交道,无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,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。考虑国与国的关系,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,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。邓小平在交代退休事宜时,向第三代领导集体说,冷静观察,稳住阵脚,沉着应付,后来在传达时,再加了一句话:韬光养晦,合起来被称作当时国际形势的“十六字方针”。邓小平看问题,一下子就能抓到问题的核心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,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键时刻,邓小平说,不争论是我一大发明,他还强调说,发展是硬道理。
有这样一个笑话,有两个人由争论到争吵到争斗,大打出手,头破血流,闹到了县太爷这边。县太爷问:“什么事情值得你们这样大动干戈?”甲说:“明明三七二十一,他非要说三七二十二,”乙说:“本来就是三七二十二,他非要说三七二十一。”县太爷听完,把三七二十二放了,把三七二十一痛打了几十大板。打完后,县太爷问甲:“服不服?”甲不敢说不服,只是喊冤枉。县太爷说:“不服,再打!”甲说:“老爷,别打了,请你告诉我,为什么要打我?”县太爷说:“你拎不清,你跟三七二十二的人还要去讲道理,该不该打?”这时,三七二十一才恍然大悟:三七二十二的人不可调教,不必去花口水,那是浪费时间和精力。古人讲得好:“得理让人”,“有理让三分”,“不一般见识”。
有一次在海外的一个论坛上,有人递了一张条子给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:我想听听你对同性恋是怎么看待的?星云大师回答说,我讲个故事吧,有一大群人要过河,只有一个很小的船,大家把船拉上了岸,等一部分人上了船,把船推到水中,其它很多人在岸上等待。这个时候,有一个秀才问和尚:你发现没有,刚才船拉上岸来的时候,压死了很多蚂蚁和鱼虾,你说这是谁的过错?和尚看看他,回答说,这既不是船夫的错,也不是渡船人的错,这是你的错。秀才很奇怪地问道,这怎么轮得上是我的错呢?和尚回答说:你多管闲事。这个故事同样可以让我们悟出很多的道理。
如果有人问你:“你为什么要生气?” 你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:“他太不像话了!” “他太不像话了,你为什么要生气?” 是的,我们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再去处理事情,我们往往太冲动,一触即发。所以说,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把别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,是最大的不智,成人之间的阴影很难消除,僵局的化解缺少机缘。要学会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,不说过头的话,不做过头的事,不要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,不要平白无辜地给自己增添麻烦。总而言之,要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从原因上去解决问题。
老爸回家带了块鸡蛋糕,分给两个儿子。结果是,大儿子看着小儿子手里的蛋糕,小儿子看着大儿子手里的蛋糕,总觉得老爸有偏心。后来老爸想了一个办法,对两个儿子说,现在是市场经济了,蛋糕你们自己切,我们规定一条游戏规则:切蛋糕的人后挑,不切蛋糕的人先挑。切蛋糕的想,我后挑,那我得往中间切,一丝不苟。不切蛋糕的想,随你怎么切,切偏了我挑大的,切在中间我也不吃亏。这下好了,都说老爸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透明, WTO的原则。过去,公家单位分房子、评职称、加工资,都是领导说了算,好人领导做了,恶人领导也做了,最后总是摆不平。相对于需求,资源总是短缺的;相对于组织成员的需求,组织资源总是有限的。
我在上课时,在大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,我会问学员,今天谁过生日,或者这个月谁过生日?我会给举手的同学,送生日礼物。然后我会告诉大家,这么多的朋友,只有一位或几位收到了我的礼品,结果肯定是不公平的,但大家有没有不公平的感觉?丝毫没有!这又是为什么呢?问题不在于结果是否公平,而在于游戏规则是否公平。
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艘船搁浅在孤岛上,与外界失去了联系,船上的人集体做出一个决议:粮食要省着吃,这样就天天做稀饭吃。后来发现炊事员以权谋私,悄悄地把自己的粥分得比较稠,于是,大家把他撤换了,推举了一位大家信得过的人来分粥,过了没几天,发现不对,这个人终于饿得挺不住,也悄悄地把自己的粥分得比较稠。于是,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,决定一个人分粥,一个人监督他分粥,这下好了,但过了没几天,他们两个勾结起来了。于是,大家只好再想办法,决定成立一个分粥委员会,再成立一个分粥监督委员会,但这样好像也不可行。其实,与上面切蛋糕的故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,只要分粥的最后一个拿,就完全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。
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提出“复盘”的概念,意思是围棋下完后,把棋子重新摆一遍,看看哪些是妙棋,哪些是败棋?因而,柳传志用极为个性化的语言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,例如, “不赚钱的事不能做;有钱赚、没能力做的事不能做;有钱赚、有能力做、没有合适的人不能做”,关键是人。
2006年9月5日,孙宏斌在香港与路劲基建(1098hk)签订协议,向后者出让顺驰中国控股有限公司55%的股权,作价人民币12.8亿元。 2007年 1月26日,路劲基建继续收购顺驰中国其余股权,收购完成后,路劲及其合作伙伴总持股比例达94.7%,孙宏斌则仅保留约5.3%。路劲为此再付给孙宏斌人民币十余亿元。直接原因是银行贷款放缓,销售回款不足,而政府又严厉催收拖欠的土地出让金,给顺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香港路劲基建单伟豹担任顺驰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后说:顺驰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,而是管理和用人!关键还是人的问题。
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,从原因上解决问题,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,就是对事物全体的、本质的、内部联系即规律性的认识,抽象性是其重要特征。经验思维往往可以自发的,包括下意识地调节实践活动,但是这种调节是肤浅的。教条主义的思维更加肤浅,它往往是不切实际的照抄照搬,把复杂问题简单化,更是一种自觉性的思维方式。
纽约的一条街上有三家手艺都不错的裁缝,其中,一个在他的裁缝店门口挂了一个招牌,上面写着:“纽约城里最好的裁缝。”另一个裁缝见状,也挂出了一块招牌,上面写的是:“全国最好的裁缝”。第三家裁缝店也不甘落后,照样挂出了一块招牌,上面不是写的:“世界上最好的裁缝”,而是,“本街最好的裁缝”。本街最好,当然是这三家中最好的了,一下子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,可以说是“四两拨千斤”。